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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來看一座墓碑。
上面這塊墓碑上寫著——
這座墳墓中，
埋葬著一位年輕的英國詩人。
他曾在病榻上，
因仇敵的權勢和凶惡而滿心愁苦。
他期望在自己的墓碑上，
鐫刻這樣一句話：
“此地長眠者，
聲名水上書。”
剛才這一段話，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的墓誌銘。25歲時他在羅馬，遠離家人和朋友，因為肺結核而慢慢窒息死去，死得非常痛苦。而且，死前他還在為自己沒有獲得應有的榮譽而感到痛苦不堪。所以他要求在墓誌銘上寫上“此地長眠者， 聲名水上書” 。他覺得自己的名聲只是書寫在水上，水上的波紋散盡的時候，他的名聲也就被人遺忘了。
在濟慈身染重病前，他一直堅信死後作品仍會流傳，儘管當時有很多惡評，但他很自信，他說：“我死後會躋身英國偉大詩人之列。”
但是臨終前，他不再相信自己死後作品還會繼續流傳，像所有凡人一樣，他最終也向自己提出了那個永恆的問題：“生命會輪迴嗎？”他在最後一封家書裡提到這個問題，他說：“我會醒來然後發現這一切只是一場夢嗎？”他相信一定有來世，因為“人生不會只為遭受磨難”。
上一期節目說的追求真實的永生，能幫助一些人減緩死亡帶來的恐懼。但實際上，對於多數人來說，真實的永生畢竟太縹緲了，所以有更多的人是從“象徵性的永生”裡尋求安慰的，什麼是象徵性的永生呢？就是人們仍渴望成為不朽的文化的一部分，延續過去，承接未來，我的生命不再了，但是我希望死後精神不死，我的精神遺產會被後人銘記，會成為文化的一部分，一直流傳下去。
濟慈渴望的聲望就是一種“象徵性的永生”。他要的不是一時之名，他期望的是被後人銘記，是長久的名聲。
在那個蘇美爾人的史詩裡，無法獲得生命的不朽後，吉爾伽美什就開始專注於獲得聲望，他開始做“全世界都會記住的事”，以期獲得“身後名”。 古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在打仗的時候，都會隨時翻閱荷馬史詩《伊利亞特》。這部史詩裡記錄著在戰爭裡因為英勇事蹟而獲得不朽聲名的英雄，亞歷山大大帝希望自己也能像這些英雄那樣名聲不朽。亞歷山大大帝打仗時還帶著記錄員，及時記下自己取得的軍事成就。
如果我們自己能像濟慈、像亞歷山大大帝這樣博得大名，那自然是最好，但其實，哪怕是別人的聲望，居然也能平息我們的死亡恐懼。
請你想像這樣一個場景：
有一天你出差坐飛機，登機的時候頭等艙的旅客已登機完畢。你經過他們的時候偶然瞥到有一位戴著大墨鏡的女子，頭髮短短的，臉瘦瘦的，正在低著頭看手機，顯然不想被認出來。你覺得有點眼熟。飛機起飛後不久，就劇烈顛簸起來。機長透過廣播說：“旅客們，我們可能會遇到強氣流。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繫好安全帶。”
隨著顛簸加劇，你越來越緊張。但這時候你靈光一現，突然想到，剛才在頭等艙見到的，不就是王菲嗎？突然之間，你的緊張程度好像就緩解了一點。過了一會兒，飛機不顛簸了，你聽到坐在後面的人說：“哇，你們知道王菲也在這架飛機上嗎？她坐在頭等艙，可能這就是我們沒有掉下去的原因。”
這聽起來很迷信，也的確是很迷信。但這個段子並不是完全瞎編的。有一個調查顯示，如果人們知道有一個名人也坐在飛機上，那他們就會相信發生墜機的機率會降低。離有名的人比較近，就會給自己帶來躲避災禍的神奇力量。
你看，名望與永生在潛意識中很容易連接在一起。名望會驅散死亡恐懼，哪怕那不是自己的名望，只要我們離它足夠近就可以了。
反過來的影響也同樣成立，在另外的研究裡，如果喚起人們的死亡恐懼，那他們就會更崇拜名人，因為名人的存在證實了被人“永遠”銘記是有可能實現的。
如果我們認識到取得像這些名人那樣名望太困難，那我們會退後一步，我們至少期望自己的價值觀、理想可以被子孫繼承。就算不能活在史書裡，那至少也得活在家譜裡嘛。
在一個實驗裡，德國受試者在想到自己的死亡時就會對擁有兒女表現出更強烈的願望，並希望越早生娃越好。想到死亡的時候，美國受試者更願意把自己的名字傳給孩子，把孩子取名叫小xx，xx二世。一想到會有孩子延續生命，以色列的受試者在一個填詞任務裡聯想起有關死亡的詞彙就會變得相對比較少。你看，一想到子孫滿堂，死亡似乎就不那麼令人困擾了。
而且，最關鍵的是，孩子可不僅僅是父母肉體的繼承者。我們會把自己珍視的信仰和價值觀傳授給他們，希望被他們牢牢記住，然後再傳給下一代。事實上，一些家長會因為孩子背離自己的信仰而斷絕關係或者把他們拋棄，甚至是殺害他們，這就是大義滅親的一種心理機制。這說明很多時候在我們心裡，把我們珍視的價值觀傳給孩子，比把基因遺傳給他們更重要。
從這裡也可以反映出來，想要自己的名聲被後人記住這種心理，跟上上期節目裡說的那種擁抱文化價值觀、擁抱自尊的心態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名望直接提升了自尊，名望也把一個人跟他信仰的文化價值觀更深度地綁定在一起，由此獲得了一種象徵性的永生。
那麼，既然人們可以透過象徵性的永生來撫慰心靈，那反過來，人們也會因為象徵性的矛盾而相互仇殺。
我們都渴望超越死亡，但是這種渴望引燃了彼此之間的殘殺和暴行。我們的社會文化體系幫助我們暫時抵禦了死亡恐懼，但是其他人另有一套完全不同的信仰體系來幫助他們管理自己的死亡恐懼。如果我們承認別人的信仰體系是“真理”，那麼我們自己的信仰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受到質疑。
美國作家艾倫·哈靈頓（Alan Harrington）在《不朽者》（The Immortalist）這本書裡寫過這樣一段話，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種心理。哈靈頓寫到：“如果那些人的奇怪的鬍子和可笑的帽子是可以接受的，那麼我在什麼地方比他們優越呢？難道他們也敢奢求獲得永生嗎？也許那樣的話，他們可能會把我從天堂裡擠出去。我可不想那樣。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果他是對的，那麼我就是錯的。”
所以說，“三觀不合最致命”，因為本質上，辯論三觀其實就是爭奪進入天國的入場券。你的入場券有效，我的入場券就作廢啦。
所以我們就產生了從比較正面、到負面、到極端負面各種反應，來化解其他文化價值觀對我們的衝擊。
比較正面的反應，是把對方的文化同化和吸收過來。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美國年輕人當嬉皮士、玩搖滾、穿牛仔褲，吃燕麥片，他們跟父母一代各種反著來，掀起了一場“反文化運動”，要把美國的主流文化掀個底朝天。但是到了70年代，里根總統上任的時候，嬉皮士“愛與和平”的價值觀已經演變成了可口可樂的廣告詞：“我想教全世界完美、和諧地唱歌，我想給這個世界買一杯可樂，陪著它一起喝。”
你看，十年過去，主流文化就把反文化給吸收成了自己的一部分。那時候，高檔牛仔褲的售價高達100美元，雜貨店裡出售的燕麥棒有50種口味，60年代抗議主流文化的歌曲到了70年代變成了電梯裡播放的輕音樂。
不過，文化價值觀之間的衝突其實很少以這樣相對和平的方式收場。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用一些很負面的方式來處理衝突。
最輕一級的叫“貶低與非人化”。我們的第一道心理防線是貶低或污衊那些與我們價值觀不同的群體。我們會認為那些人是“無知的野蠻人”、是“魔鬼的僕人”，他們“被邪惡的統治者洗腦”了，或者是，他們壓根就不是人。
納粹把猶太人說成老鼠。在愛斯基摩人的因紐特語、在一些美洲原住民、非洲原住民和新幾內亞的原住民語言裡，代表自己這個部族的詞就是“人”或者“人類”，這就意味著其他部落的人在這些文化中不被當作人類看待。沙烏地阿拉伯有一個地區的人把所有的外來者稱為“tarsh al bahr”，意思就是“海上來的垃圾”。
你們這些跟我們不一樣的，壓根就不是人，那你們相信啥，對我也就沒有多少威脅了嘛。但這樣的自我哄騙也不是總能奏效。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乾脆直接選擇把對方肉體消滅。
納粹不光把猶太人說成是老鼠，他們還把猶太人投進了焚屍爐。
在《怕死》這本書的作者主持的一項試驗裡，當美國的一些保守主義者想到自己的死亡之後，他們就更加支持對那些直接威脅美國安全的國家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武器和化學武器打擊。他們還認為，為了抓住或殺死賓·拉登，即使殺傷成千上萬的無辜的人也是值得的。
在另外一項實驗裡，伊朗的大學生們在想到死亡的問題之後，更加支持對美國進行自殺式襲擊，他們也更願意親自充當自殺式爆炸襲擊者。
所以，死亡恐懼會放大我們對那些不同信仰者的仇恨，讓我們想要在肉體上傷害那些挑戰和侮辱我們信仰的人。
哲學家羅素說：“我絕不會為我的信仰而獻身，因為我的信仰可能是錯的。”而芸芸眾生所做的選擇往往與羅素這句話正好相反。
下一講，我們又要切換一個視角，從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肉體這個角度來談死亡恐懼。
文：魏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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