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方这张附图揭示了美国从1950年代开始的凶杀犯罪率变化趋势，可以看到，美国凶杀犯罪率从1960年代开始飙升，在70-80年代一直处于高位，但从1990年代开始，凶杀犯罪率却戏剧性地大幅下降。
不光凶杀案，各种类型的罪案发生率在90年代都迎来骤降。
怎么解释呢？罪犯们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了吗？
关于90年代的犯罪率骤降，最著名也是最普及的一种解释，是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在超级畅销书《魔鬼经济学》里提出的。
他的观点是，90年代的犯罪率骤降得归功于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认定堕胎合法，从此，那些本来没有人愿意生养、成人后又大多沦为罪犯的孩子，就不用出生了，因为那些不情愿或者不合格的母亲们从此可以选择堕胎了。如果这些孩子被生出来，那么他们差不多就正好在90年代（有可能）成为罪犯。
这个理论乍一听非常反直觉，但仔细一想，又好像很有道理。也难怪它一直被人当做证明经济学有惊人洞察力的最佳案例津津乐道了很多年。
可是，我们的老朋友史蒂芬·平克却认为，如果再想得仔细一点，那会发现这个说法其实不太站得住脚。
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里，平克写道：
“公平地说，莱维特……给出了精巧的相关性统计学分析证明这一关联。比如，1973年之前，有几个州堕胎已经合法化，而犯罪率最先出现下降的也是这几个州。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是对一条漫长的、有假设前提的、牵强的因果链的两端进行比较——能够得到合法堕胎为第一环，20年后的犯罪下降为最末一环——中间的所有环节都被忽略了。
这些环节包括几个假设，堕胎导致讨人厌的孩子减少，讨人厌的孩子有更大的可能成为罪犯，以及第一代经过堕胎筛选的年轻人引领90年代犯罪下降的先锋。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还有其他的解释（比如，在最先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自由派各州，毒品瘟疫的发生和结束也比较早），而中间的各个过渡环节，不是非常脆弱，就是根本不存在。”
平克接下来提出了好几条反驳的论据，其中最有力的，我觉得是以下这个：
如果1973年后的堕胎合法化是犯罪率下降的主因，那犯罪率的下降就应该从最年轻的那一组人开始逐渐升高，年龄越大的那一组，犯罪率越高。比如，1993年16岁的青少年，是在堕胎普遍化之后的1977年出生的，那他们就应该比1983年时16岁的人犯罪率低。1983年时16岁的孩子出生于1967年，当时堕胎还是非法的。
“但事实却完全相反。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合法堕胎年代出生的第一代人到了法定年龄，他们不仅没有压低凶杀的统计数字，反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反而是那些堕胎合法化之前出生的、年龄较长的人犯罪率率先开始下降，然后再往年龄更小的组传递。
那么，平克怎么解释1990年代开始的暴力下降呢？他认为有两个原因最为关键。
第一，国家作为一个抑制暴力的机器，从90年代开始变得更强大、更高效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人终于厌倦了抢劫、破坏和驾车枪击，国家开始在几个方面强化刑事司法制度。其中提高国家机器效率最显著的方式之一是扩张警察队伍。克林顿总统支持立法，给美国增加了10万警力。警察的可见度成倍提高，在街头形成强大的威慑。
第二，60年代开始的反秩序逆潮（嬉皮士运动什么的），到了90年代终于熄火了，崇尚秩序与文明的主流价值卷土重来。
其开端是，60年代的各种运动中席卷西方的一些观念变得不那么有号召力了（嬉皮士当年的很多主张这时候看起来既幼稚又愚蠢），于是，嬉皮士们当年崇尚的那种无视秩序与反文明的理念——这其中包含大量暴力因素——这时开始遭到厌弃。于是，文明进程开始回到正轨，这个世界终于开始清净了。
心理学家 vs. 经济学家，你觉得哪一边的说法更有道理？
参考文献：
斯蒂芬·平克. (2015).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中信出版社.
说明
- 这个“心理学新知小课”系列的文章是当年配合《魏知超：心理学新知课》相关内容而写的科普/杂谈小短文，在已关闭的平台“饭团”上发表，原文链接已不存在。
